互联网思维下的供给侧改革透漏“以人为本”的时代深意

在前不久的一次EMBA学员交流分享会上，有企业家问我：“马教授，能不能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话，说说到底什么是供给侧改革？”言谈中流露出比当年对待那些所谓“互联网思维”更为不解和焦虑的神情。

　　的确，自2015年夏天至今，经济生活中最新最热的词莫过于“供给侧改革”。就其构词法而言，是典型的合成法，即由“供给侧”和“改革”两个词组合而成。从字面上来看，都毫无疑问地属于宏观经济学（这可是一门“显学”）的范畴。但作为研究微观层面的企业战略管理学者，我们还是需要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追根溯源一番。

　　供给为何失效？

　　所谓“供给侧”（Supply Side），即那些相对于“需求侧”（消费者）而言的“厂商”，更通俗一些，就是市场上的“企业”。所谓“改革”，就是对以前形成的相关经济政策的矫正和调整，增加一些措施的同时减少另一些措施，从而再形成新的政策措施，是为“Reform”（字面直翻为“再次形成”）。

　　有了这个简单的理论准备，就不难理解供应侧改革实际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简称，更不难理解为什么说这一改革是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及“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但问题又来了，在市场上，好好的供给，怎么就变成了无效的？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企业和消费者两方面着手。在中国的市场上，笼统一点儿地讲，就只有两大类型的企业，一类是国企，一类是非国企。对于前者的供给之低效、无效以至于“僵尸国企”横行，几乎已成诸多“显学”的定论，囿于篇幅所限，原因不再赘述。那对于广大的非国企，怎么也有产能、库存、成本、短板的问题？从企业战略管理学的角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就是企业战略管理出了问题。

　　而在当下，要解决这些企业的无效供给、提高其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我们更呼唤微观层面，尤其是企业家的“互联网新思维”，或者说2.0版的“互联网思维”。关于旧的、1.0版的“互联网思维”，我们不再回顾。那么，“互联网新思维”究竟有哪些特点？这是“互联网思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宏观背景下的一次迭代或者说是一种对商业本质认识的回归，我们给出“八字方针”：“企业即人，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时代深意

　　企业界有句经典的话——“企无人则止”。从字面意义上讲，“企”字由“人”和“止”构成，无人则止。在这里的“人”，应该是个复数，包含两个不同的人群：一个是企业外的“人”，主要指客户；另一个是企业里的“人”，主要指员工。

　　关于客户，管理大师德鲁克说了，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价值。但客户的需求日新月异，客户的价值诉求和需求侧的结构升级是不以供给侧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此，就不难理解去年以来跨境电商为何如此火爆，而C2B为何将成为企业不得不慎重考虑的模式。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1.0版的“互联网思维”在“供给侧改革”的新背景下，到底旧在哪里？尤其是，为什么曾经的免费已不再有效？这是因为地球人都已经明白“羊毛出在猪身上狗买单”的简单逻辑，而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客户已不再一味地只关注价格。为什么迭代、专注、极致、口碑也不再有效？因为你自以为是的创新只能颠覆你自己，你言必称的专注和极致成了企业进一步转型的绊脚石，你所说的口碑营销从艺术形式上来看更像自弹自唱。

　　至于另一个“人”，即“以员工为本”，特别值得深思的是，真正已经开始全面践行这一互联网新思维的，却往往不是“BAT”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或是O2O这样的时髦企业，而是极具改革精神的所谓传统企业。海尔是一个例子。张瑞敏的“以人为本”，是以人的创造力为本而不是以人的执行力为本。这就说到了减少所谓无效供给的一个重点，即让有创造力的员工去满足不断变化、升级的客户需求。另一个例子就是华为。早在2009年开年，任正非向华为全体员工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

　　说了这么多，再回到供给侧改革。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政府的政策也已经很明确。这一切都等待着需求侧的检阅。尤其是，经济学家们的解释也已经很详尽了，社会学家也苦口婆心地拆解包子生意的逻辑来进一步解读市场供需。知道了Why（为什么）以后，是时候该解决How（怎么做）的问题了。笔者谦卑地提出“企业即人，以人为本”，作为微观层面让“供给侧改革”落地的“互联网新思维”，其核心虽是对商业本质的回归，但似乎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的思维本身。

　　具体如何做？恕我直言，还是要先认真系统地学习企业战略管理。否则，就像微信段子中描述的隔壁卖肉的老王，以为让其颜值高的网红女儿代其看摊，就能够真正解决供应侧的结构问题。如是，我只能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