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五个节点升级存优势 藕继红表示看好

看不清未来的时候，可以回望历史。明朝中叶，中国制造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30%，GDP占整个世界的40%，如今美国GDP也仅占世界总量的25%，可谓盛极一时。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的劳动力并不廉价，据《明史·食货二》记载，明朝一两白银可购米二石(94.4公斤)，折合至2006年物价，约等于人民币660元。以此标准计算，明朝马车夫的月工资大约为2200元(白银3.33两)，技术工人工资更在这之上。而广东省2008年最低工资标准中第一类为月收入860元，第五类仅有530元人民币，相差何止以里计！以史为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非中国制造唯一可以依靠的王牌。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超越需要创新，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永远无法成为市场的领导者。在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如源自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始于日本的精益制造，现在，中国正面临着又一次世界制造业大转移，我们有理由期待，本次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也能带来一次生产方式的创新变革。

仍存的优势

一方面，我们的一些优势在消解，比如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一些优势放在全球视野里去看，是仍然存在的，而且难以替代。

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资源

中国劳动力资源不仅仅是便宜，还有如下特点：

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可以学习基本技能；有吃苦耐劳的毅力，愿意为未来而牺牲现在；大量地存在，而且流动性高，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过高的流动性，给制造业带来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扼杀了企业对员工进行长期培养的热情，这也正是精益制造在中国无力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大批创业偏执狂

与日韩提倡牺牲的文化相比，中国人从来就不甘心做大企业的螺丝钉，他们在骨子里都有很浓厚的老板情结，总是梦想着拥有自己的企业，掌控自己的生意——无论在别人眼中，这个企业是如何小。

这实际上是一种可贵的企业家精神，会极大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制造强有力的一个助推器。

无限可能的市场需求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消费者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在不同的人群中，存在着不同的细分市场，靠一种产品打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国，只要有合适的价格，任何层次的产品都不乏其目标消费者，正如长尾理论所言，在这个网络化时代，二八原则已经不再适用，根据消费者需求，购买动机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划分的细分市场才是企业应该关注的重点。

5个节点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企业，需要把握新的大势，那就是全球的制造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零部件标准化

区别于福特T型车和麦当劳汉堡的全球产品标准化，这里所说的零部件标准化是指终端产品中零部件规格的标准化。制造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便是通过标准化的元器件来完成定制化的组合和外观。2007年中国出台了《移动通信手持充电器及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文件，规定了手机充电器的通用标准，而在2009年6月29日，欧盟也决定手机充电器统一使用Micro-USB接口。手机外观千奇百怪，却可以使用标准化的充电器和芯片。我们不得不承认，标准化对产业和社会来说都是一股极大的推动力。

零部件标准化之后，通过大批量生产可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这也意味着整个供应链成本的降低，由于型号不兼容所造成的浪费和环境二次污染也就降到了最低。最重要的是，标准化之后，对于产品生产厂家来说，就意味着同质情况下的价格竞争，这个时候，品牌的价值影响便降到了最低。当品牌产品和地摊货的区别仅仅是一张标签的时候，在信奉性价比的理想消费者看来，这其中的差价便显得十分可笑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诺基亚为控制充电器市场而极力阻止充电器的标准化，以至于拒绝使用标准手机充电接口。标准化之后的产业竞争，拼的是运营和成本，对于以低价走遍世界的中国制造来说，无疑是占尽了先机。

产品模块化

模块是构成产品的一部分，具有独立功能，具有一致的连接接口和一致的输入、输出接口的单元，相同种类的模块在产品族中可以重用和互换，相关模块的排列组合就可以形成最终的产品。模块化的成长伴随着零部件标准化。在中国，产品模块化的先驱是海尔。在海尔的研发中心，有一个专门的模块库，一些可以做成标准化的部件被整合起来形成模块。模块库由专门的模块经理负责维护，加入新技术，更新旧模块。通过不同的模块组合来设计不同的产品，或许某些模块并不是海尔的技术，但将它们整合到一起却是海尔的创新(不存在专利限制的情况下)。

曾鸣教授称这一过程为“整合创新(或低成本创新)”：主导整个产业链的并不一定是原创性专利技术，在没有核心技术的前提下，通过产品模块化整合现有技术，中国制造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增值。产品模块化带来的整合创新拉近了制造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距离，降低了研发周期和成本。因为模块化产品中的模块具有较高的标准化程度和通用性，而最终组合却能提供产品的多样化配置，从而解决了批量化生产和定制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提高企业市场反应速度的同时，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2008年，搅动中国手机市场的山寨机将整合创新这一利器运用得淋漓尽致。海尔是在企业内部进行模块化，山寨机却将这一模式扩展到整个产业。当市场需求传递到柜台服务人员后，由服务人员迅速把需求信息传给集成商，集成商将需求层层分解：芯片和软件统一打包给联发科，电池来自A企业，摄像头来自B企业，机身模具来自C企业……每一项功能都已经模块化，这些生产企业只要根据需求将参数微调，而集成商则只负责最终组装。可以说，当联发科的一站式芯片解决方案拉低了整个行业的技术门槛后，很多人眼中的高科技产品——手机制造，已经完全变成了一项体力活。

当然，现实中很多产品或者产业由于高度复杂的产业链和专利技术壁垒的存在，并没有形成模块化结构，这些产业的竞争格局依然是寡头竞争，存在着巨大的进入壁垒。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全球产业的模块化趋势，在已有的或者有可能形成产品模块化的行业中，中国制造可以发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规模制造的优势，迅速拉低产品价格，占领世界市场。

高度分工的产业集群

我们这里提到的工序分工，与一般意义上的工序分工不同，它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分工，在一个产品的制造过程中，某一生产环节分离出去形成一个专业化的独立企业。以往由企业独立完成的产品，视工序多少由多个公司合力完成，每一公司只负责其中的一道工序。当这些企业聚集到一起，则会演进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特色产业为支柱、区域集聚为支撑的产业集群。

一个产品的价值链越长，零部件标准化越完全，产品模块化程度越高，那么在技术上进行工序分解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形成产业集群的可能性就越高。这种工序分工的产业集群有一个典型案例，那就是温州的打火机产业。温州打火机产业集群中实现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打火机的每一个零件都有专业化的企业生产，甚至有些小企业只是生产打火机所用的微型螺丝钉。就劳动力来说，温州并不是全球最低，但是打火机产业的成本优势却无人可匹敌，在温州，8分钱出厂的打火机依然可以挣钱，正是归功于这种高度工序分工的产业集群。在巅峰时期，温州打火机占据了全球市场的80%。

中国的产业集群并不局限于像打火机这样的低技术含量制造，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呈现这种工序分工的产业集群趋势。在深圳华强北，以往由独个企业完成的手机整机制造被分解成一道道工序。芯片来自联发科，各个部件都有专业生产企业，集成商负责组装，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企业，完成了2008年山寨机横扫中国的壮举。

传统的汽车制造是一个极度封闭的体系，整车制造商对其技术及专利保护异常严密，其产品的模块化只限于企业内部，产品外包也仅仅局限于非关键环节。然而现在，这种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在厦门灌南工业区，有一个以厦门金龙集团为核心的汽车城，除了金龙集团的车身外，汽车城里涵盖了从汽车电器、车架到底盘的各个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企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集群，其产品已经占据了国内轻型客车市场的30%。比如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的福耀集团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近70%，也就是说你的汽车可能是不同的品牌，但挡风玻璃却都出自同一个供应商。

产品模块化带来的工序分工，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在各个生产环节的专业能力，最大程度地挖掘不同环节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大规模、专业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当形成产业集群后，产业群内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通过长期合作和交流，可以形成浓厚的产业氛围，能持续地产生激励创新的动力，在提高产业链竞争力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开放式供应链

伴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客户预期的增长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制造业中，传统的供应链已经无以为继，开放式的供应链正在兴起。对于许多行业来说，随着产品模块化、产业集群化，市场的竞争已经变成了集群间的竞争，在集群内部，上至寻求供应商、原材料采购，下至生产制造、物流及服务管理，企业的诸多经营活动都可通过外包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效率、效益和灵活性。在开放式供应链中，企业之间彼此互通信息，能对市场需求进行快速反应，甚至供应链中各企业可以通过共享研发平台、技术平台、制造平台和信息平台来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开放式的供应链可以降低外来者的进入门槛，从而使供应链中各企业在合作的同时保持充分的竞争，以促进整个产业的良性发展。

2008年威盛电子携手微软、Sandisk、联阳半导体(ITE)和AMI等笔记本电脑产品主要供应商成立“开放式超移动产业策略联盟”。这个联盟模仿山寨机的产业模式，整合了笔记本电脑的供应链，为下游厂商进入笔记本制造行业提供了更加快捷的渠道。

技术壁垒降低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本和人才快速流动的今天，许多行业的技术门槛被快速拉低，以往凭借几项专利技术便可获取垄断地位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中国企业对行业技术的消化，核心人才的引进等方面已经到了一个厚积薄发的地步，不论是仿制或是自主研发，中国的企业正在快速接近乃至突破那些技术壁垒，诸如手机芯片、电脑芯片、汽车制造等方面，其技术门槛正在被逐渐拉低。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国企业开发出了自己的新平台和新标准。诸如比亚迪的电动车技术平台、曙光集团的超级计算机、中移动的3G标准等，中国企业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本文经长江商学院许可，摘自《长江》杂志。作者项兵为长江商学院教授、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