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发展的很快，很多人都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的传统文化都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亟待拯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钱穆讲辞汇编《中华文化十二讲》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中华文化十二讲》系其在台湾所做有关于中国文化问题之讲演的讲辞汇集而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通读此书后有了自己的一些想而法汇集成此文，因为个人修养有限，难免理解略有偏差，时代在变，文化也不断更进，对一本书、一篇文章有了自己的看法，也证明我们在用心读书嘛。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当祖国大陆正在大兴文革之风时，台湾的蒋先生提出了“文化复兴”的口号，这难免会让人联想到将先生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和用心。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蒋先生比毛先生更懂得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一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国情，二是因为大陆与台湾当时的政治对立，三是我们当时所面对的世界上资本主义列强的威胁，这三个原因决定了国家必须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社会任务。经济作为社会物质基础，政治是其上层建筑，文化都要为它们服务，而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本身也不是统一步调的，我认为这是读钱穆先生的《中华文化十二讲》必须要摆正的立场。书中多次提到“文化复兴”是为有机会“反攻复国”，无论当时老先生讲座的用意与动机是什么，能将文化与民族兴亡联系起来，有这样的认识就已经很了不起，而能通过简短的十二讲，将中华文化与世界人类的前途都能毫无违和的联系起来，更是让我倍感中华文化的强大与自豪。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其中儒家思想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想象，两千多年来孔孟之道为我们奠定了民族文化的根基，同时也因为这个根基过深让很多本应该与时俱进的思想固步自封，甚至产生各种利用孔孟思想作秀的卑劣行为，辩证的看待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认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对文化的牵引与需求，或许这才是正确对待文化的态度。选择本书十二讲中的以下三讲来浅述自己的读后感受，是因为这三讲钱老在讲述时，基本摒弃了个人政治立场，文化虽离不开政治，但我更喜欢纯粹的文化，隧特意挑出来与大家分享浅见。

第一讲：中华文化的中心思想——性道合一论。

在这一讲中钱先生提到“文化”一词在西方是近代才有的，而中国古人早已知道这一涵盖人类大群体生活的词汇。中国人讲道重内在，西方文化重外相，在精神与物质之间，中国人往往更看重精神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我非常赞同钱先生，中国人讲道，重其内在意义与价值，西方人重表现在外的表象，或者简单来说，中华文化重感受与想象，西方文化属于实用性文化讲科学。但并不能因此来判断文化的好坏，因为每一种文化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中华文化让人内心充实，西方文化让人活在当下，二者合理统一于是人类才有了完整的文化。“性”与“本能”，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指的是人的“天性”，西方“本能”指的是“物性”，在认知层面上，中华文化对“性”的理解更胜一筹，违逆人性的绝不是人道。但一切文化中并不都是道，我们贵在求同存异，中西文化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这不禁让我想起去年在香港街头发生的大陆游客让孩子在大街上小便的事，当时一经报道，此事引起社会一片谴责，不但是香港居民痛骂大陆游客素质低下，更有国内大量舆论抨击该游客一家，甚至上升到民族劣根丑陋的层面。这些年类似的事件不少，一旦大陆游客在国外出现什么不文明行为，网络和媒体就开始严厉批判个人的同时，连同我们的文化一并被骂，这就是犯了所有文化都是“道”的错误，以一概全同样片面，不可取。

第四讲：民族与文化

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如中国长，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能从古至今文化没断层的唯有中国，可见中华文化之强大。而纵观亚洲国家，备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既有日本、韩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朝鲜、越南、印尼这样的欠发达国家。中华民族文化影响如此之大，与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是脱不开关系的，中华文化更是个广纳百川的宽容文化。民族创造文化，文化亦可创造民族，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宗教家，如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与信仰，而他们的思想与信仰，又影响了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可见民族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钱先生在书中还提到一个观点“同一文化也不定能融为同一名族”。对此我感触颇深，如西欧，文化虽同一，但拉丁族、条顿族、斯拉夫族在欧州史上引起无穷纠纷。还比，如苏格兰、英格兰与爱尔兰，依然封疆割界不能融合。文化创造民族，但民族有其自身复杂性，联系到我们教师教学工作上，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各班学生即使在同样一个老师的教授之下，依然众生百态。总结来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内在基础，民族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可持续性外在条件，没有文化的民族是野蛮，没有民族即没有文化可言，二者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内因与外因。

第八讲：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中庸主义通常被我们用来形容一个人没有主见，不标新立异也不惊世骇俗，凡事不走极端。《中庸》上说：执其两段，用其中于民。钱老解释为“无论何事都有两端，此两端，可以推到极处各成为一极端，在此两极端间之中间都叫做中”。钱老还认为真伪、丑美、善恶并非对立，一念之间真善美皆能转换。中华文化中随处可见中庸之见，特别是佛家思想里更是包含各种中庸思想，西方也有犯罪之人去教堂忏悔希望得到神或者受害者的原谅，牧师帮助其从内心正确面对，这不也是一种将恶转为善的过程么？西方文化中也并没有将真善美完全对立，钱老认为西方文化容易走极端，其实并不准确。中国人说话做事经常会留有后路，所谓非真非假、非善非恶往往是因为害怕自己的观点过于激烈引起争辩，真理需要在争辩中才能确立其位置，一个对万事万物都抱有中庸思想的人，其创造力必然也值得怀疑。

中庸之道并非都不好，我也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世间事那么复杂，这个“极”到底有没有什么标准？如果没有标准，那么又如何取其“中”？孔子不能救春秋，孟子不能救战国，纵观历史中庸之道有其利弊，还需辩证对待。钱老认为“一切科学发明应该运用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来好好处理”、“科学真理本不与伪对立”等等一系列宣扬中庸的思想，我个人是持保留意见的。科学是客观事实，它虽然对世界的研究还存有未知领域，但是人们正在一步步迈向那个“极”，我们不但要了解地球还要了解外太空，这个“极”是无穷尽的，又何来两极间取其中之说？爱迪生尝试了几百种材料才找到钨丝做灯泡发光载体，这不就是去伪存真的过程吗？而将这些都与“性道合一论”联系，未免过于牵强。

中庸文化并不能代表中华文化之精髓，充其量中庸之道不过是一套中国人为人处世之哲学，中国人在各种场合将中庸之道也能利用的淋漓精致，但并不能夸大中庸之道的价值。矛盾是事物不断发展的动力，即使是螺旋式发展，或者某些时候矛盾体能和睦共处，都是因为矛盾本身存在着斗争与统一。母亲信仰耶稣，儿子信仰伊斯兰教，父亲信仰佛教，能彼此和睦不争执，此非中庸之道其作用，而是信仰之间本身存在统一面，世界文化也存在统一面，以此来攀附中庸之道着实牵强。

一本书如果能引起读者的思考与辩论，那就是值得一读的。通读钱老《中华文化十二讲》，我对其中国文化中的“性道合一论”、“人和人伦”、“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等论断还是比较欣赏和赞同的，钱老借古于今，语言通俗易懂，我收获甚大。对于其十二讲中含有个人政治立场的章节，由于其生活的历史环境原因，我只是简单浏览，未作深入思考不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