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于1981年出版，作者是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雷·黄，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当它在大陆发布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历史可以这样写!”读过这本书的人叹了口气。这是这本书的开头:
“公元1587年，明朝万历15年的时候，权力理论是丁海，是一头猪。”普遍乐观,没有事件在叙利亚,纵向有点异常的气候,降水匮乏在北京在夏天,5月和6月之间瘟疫流行,一直延伸到南直隶山东干旱是由于太多的雨水,秋天在山西又有地震,但是这小一场灾难的风险,为我国大,似乎每年都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事情没有导致灾难，就不那么重要了。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是平平淡淡的一年。”
这种对历史的叙述方式，与我们接触过的专业性历史书籍大有不同，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我国的传统史观。正史历史著作，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正史中，往往带有国家意志和民族的情绪夹杂在里面，与别史、杂史、野史等不同），几乎所有的正史书都是以传统史观进行平铺直述的叙述。而黄仁宇的这本书，是一部明史研究专著，是学术性著作，但其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他淡去历史中浓厚的政治色彩，从人物的角度来透析时代，他以自己的方式叙说着历史的真相。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并非是那种单调、格式化的形式！
细读《万历十五年》，震撼于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的独特观察视角。中国大陆正史著作，在古代大致为编年体、断代史，按时间、朝代记述这一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内容；在现代，于大陆的传统史观的影响下，作家著历史亦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写。历史课本亦如此，如在新课改前，高中历史教材的编排就是按照时段顺序来，在每一时段中，包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内容。新课改后，历史课本在编排体例上有了显著的变化，它改变了以往的编年体例，以专题模块形式取而代之，但编排过程中依旧围绕传统史观进行。在黄仁宇先生的书中，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一种“大历史观”，也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写道：“当年，在我国
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位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时间。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虽似末段小节，但实质上确实从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十五年确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而黄仁宇正是以这一年为支点，将明朝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他围绕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使海瑞、总兵戚继光、名士李贽等中心人物，用他们带有悲剧色彩的一生，折射出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
明神宗万历皇帝年幼时受到元辅张居正悉心而严历的教导。年轻时励精图治，他曾坚决抵制臣僚腐化，也常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越来越抵触张、冯二人的束缚。不久，张居正去世并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万历终于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万历始终无法摆脱文官集团的约束，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在与文官集团产生了永远无法消除的矛盾，遂以消极怠政予以报复，自万历十四年开始间接地罢免早朝后，“深居二十余年”，到晚年“朝政几乎趋于半瘫痪状态”。
张居正是一个精明干练，很有手腕的杰出政治家。他充分利用了太后对他的信任，皇帝对他的依赖，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声望。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但由于他的改革严重损伤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让他们感到空前的压力，因此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无人敢动，死后神宗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人亡而政息，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
申时行是张居正的继任，他从张居正的倒台中吸取教训，又深谙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于是以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调和各种极端；做和事佬，缓解皇帝与文官的紧张气氛。申时行的一生虽平淡也不乏政绩：他用人有方治理黄河，阻止了明朝与蒙古部落的战争等等„„但申时行在处理皇帝立储问题时，仍因态度不坚定而激起了文官集团失望与不满。最终，申时行背着“十足的两面派”与“卖友误君的小人”等骂名默默下台。
海瑞从小深受母亲教化，性格刚毅正直，是明代有名的清官，深受百姓爱戴。
在任苏州巡抚时期，怀着限制富户过多占有土地、缩小贫富差别的愿望，海瑞大力干预境内农田所有权与高利贷问题。土地问题是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明王朝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使得高利贷无法避免。因此以海瑞一己之力对抗社会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海瑞以毕生精力为国尽忠、为公众服务，虽成为公众眼中的大英雄，却因刚正不阿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遭到排挤与批评，最后在痛苦中死去。
戚继光、李贽也是如此。戚继光是明朝最有才能的将领，训练新军，完善编制，开创战法，力保外敌不敢犯境。然只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戚继光也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而有自由倾向的哲学家李贽也无法理解，以为数众多的官僚去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为何不容许他去创造新的社会法则？
“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
黄仁宇先生就是用近乎于历史小说的笔调描绘了万历年间的历史图卷，以这种以小见大的形式，表达了他独特的历史观念，让我们对明朝体制的结症有了清晰的认识与理性的思考。
本书是严谨的，又是有趣的，风格介于学术著作与历史评论之间，漫谈、调侃、讽刺、幽默的语言盈于其中，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首辅申时行因为一时的妥协放过了剿灭皇太极的机会导致后来的明朝被皇太极所灭，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等。这些例子不是作者凭空杜撰或臆造的，作者无论在叙述或是举例时军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而治学严谨正是大陆史观中极度重视的。作者对历史的厚积薄发和驾轻就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谙熟洞然与透辟分析，都显示出其“史实”与“史识”的完美结合。
本书中作者的观点是新颖的，黄仁宇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比如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
可以领导仓促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这是带有冲动性质的道德迸发，固然值得赞扬。但若是一个政府具有高度行政效率，具有周密的法律体制，就不会接二连三地在危难关头仅仅可以依赖道德观念。口头上公认的，叫“理想”，不可告人的，叫“私欲”。道德理想与私欲构成了文官的双重性格，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文官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精神自诩；另一方面，体制上又有那么多漏洞，给人极大的诱惑。一旦当道德变成谎言，对私欲无法抑制时，便出现了借道德名义，来满足私欲。因此，长期以德治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是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法律。
中国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已愈益保守僵化，大明王朝是以程朱理学来指导文官统治国家，“存天理，灭人欲”，明朝后期道德和“礼”发展到畸形。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如张居正1577年其父去世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交锋。这场交锋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然而形式上却是礼仪性的。张居正的政敌要求他应当遵从四书所说父母三年之丧的原则，去职丁忧。然而年幼的皇帝需要他的辅佐，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必须使他留任。然而在“礼”的规定面前，这一切理由都是苍白的，最后皇帝为了使他留在身边，不得
不援引先例特许“夺情”慰留。当儒家德治发展为教条主义，反倒成了枷锁、桎梏。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人，在道德和制度双重管制下，一个个都败北，万历十五年的传记，其实就是完败史。张居正是强人政治的代表人物，雷厉风行，独断而立，最后他成为道德的牺牲品；海瑞是个人道德的楷模，恪守本分，尽职尽责，但他最后成为制度的牺牲品。“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与儒家德治相对应是法家的法治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代表人物有韩非，主张“不务德而务法”以及法、术、势相结合。法家思想在秦朝得到了实践，但由于重法而轻德，导致秦朝二世暴政而亡。
如何协调法律?中国古代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些例子。在当今社会，国家倡导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属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法治属于德性、制度和文明的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在古代，在国家治理中，小到教师治理阶层，道德法则应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两者是不可缺少的，更不能偏颇。
书让人深思熟虑的除了德国和法国的母公司,及其独特的写作方式,”的独特视角,恢复正常,看来,不失严谨”,是这本书的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历史学界震惊了大陆,是创新,为我们的重击。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黄仁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同样的内容，有些人可以创新，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总是被别人的创新震惊?为什么我们总是抱怨“可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被震惊?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常规，我们习惯了随大流，我们习惯了传统的，我们的精神被一种不断增长的创新精神所吞噬，在衰退中选择一本合适的教科书，我们的公寓是什么?是什么在我们各自的领域扼杀了我们的灵感?“生而忧，死于幸福”，也许我们在一颗心，一颗创新的心，终身学习在心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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