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哭了大半个中国

那年在敦煌，有个夜晚，明亮的月光把我的影子映在柔和的沙丘上。那个影子非常巨大，像个古代女子。沙丘前传来许多嘈杂的声音，那是工作人员在吆喝着打灯光，摄影师在调整摄影机的位置，导演在指挥现场。 那夜，我在敦煌拍摄《新龙门客栈》。在这之前武术指导说，第二天要拍我的一个特写，有许多竹剑向我脸上射去，我用手挡掉这些剑。我担心剑会射到眼睛，他安慰我说，如有这样的情况，人本能的反应会把眼睛闭上。拍这个镜头的时候，为了不想NG（即nogood的意思——编注），我睁大眼睛快速地挥舞着手中的剑。说时迟那时快，有根竹子正好打中我的眼睛，我确实是自动闭上了眼，但还是痛得蹲在地上。

那是荒郊野外的沙漠地带，不可能找得到医生，医院也关了门，副导演问我还能拍吗？我忍着痛照照镜子，想把被眼泪弄花的眼睛整理整理，忽然发现黑眼珠中间有一条白线。武术指导说是羽毛。我点了很多眼药水，怎么冲洗眼睛，那条白线都还在。我见工作人员等急了，赶忙回到现场就位。当时虽然受伤的右眼还在痛，可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着也就不觉得那么痛了。我心想，如果不是拍戏，我是不会欣赏到这样美丽的夜景的；如果不是拍戏，我是不会有这样复杂得说不清的感受的。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刻，这样的情境在我的生命中将不会再现。结果，到了17年后的今天，这个画面，这个情境，还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当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敦煌酒店里，因为自怜和疼痛，哭了一夜，直到累得昏过去才睡着。

第二天，制片人带我去医院挂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到处找插头准备接上仪器，等仪器接上了电源，她照了照我受伤的眼睛，神色凝重地说：“如果你不马上医，眼睛会瞎掉。”我看了看桌上的医疗容器，里面装着一大堆待煮的针筒和针，怀疑地问：“你们不是每次都换新的针啊？”她很不高兴地回答：“我们这都是消毒过的！”

从医院回来，当天我就收拾好行李回香港。徐克和南生那天专程赶来拍我的戏，我要求他们等我看完医生回去再拍，徐克说时间紧迫，不能等。

在机场碰到他们时，我一只眼睛包着白纱布。见到南生，两人抱在一块儿，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两个人流着三行泪。

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从敦煌飞到兰州，再从兰州转飞机飞回香港。在飞机上我把脸埋在草帽里，一路耸着肩膀哭回香港。传说孟姜女为寻夫哭倒长城，我是因为《新龙门客栈》哭了大半个中国。

养和医院的医生说黑眼珠那条白线，是眼膜裂开了，没有大碍，住两天院就没事了。可这时，大队人马已经回到香港赶拍结局。

我非常懊恼，千里迢迢跑到敦煌大漠，在那美好的景色里，竟然没有留下什么。因为懊恼，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愿意看《新龙门客栈》。

从小就喜欢宁静的夜晚。今年复活节我们一家人到泰国布吉岛度假，一个星期都住在船上。每到夜阑人静大伙儿都睡了，我总是一个人躺在甲板上看月亮。有一晚那月光亮得有点刺眼，它的光芒照得周围云彩向四面散开，形成一个巨大的银盘子，又像镶了边的大面饼，这样奇特的景色，我看了许久许久。

这一刻，我想起了17年前在敦煌的那一夜。

我迟到了五分钟。

金圣华已经坐定在文华酒店二楼ClipperLounge长廊边的位置，自从张国荣走后，为了避免伤感，我总是避开这条我跟他曾经坐下来谈心的长廊。

圣华是我婚后认识的朋友，我们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SARS的岁月和双方父母相继离世的哀伤，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过人生的困境。她跟我是忘年之交，我们的学问也很悬殊，她早年留学法国，拿了博士学位，曾经是翻译学会会长，在中文大学执教多年，而我们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待我坐下，一派优雅婉约地跟我聊起近况，我极力地集中精神，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国荣在这儿、在我对面跟我说的话：“青霞，不要再拍戏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将……”不一会儿思绪飘到了淘大花园非典(SARS)传染的前夕。当时我们分别与朋友在以前的丽晶酒店喝下午茶，我三缺一想找与他同桌的陈淑芬打牌。她没空，我失望地转身离去。“青霞!”身后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我，是国荣，他说：“我跟你打。”我愣了一愣，他怎么会?——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后一场麻将，记得那天他“冲”了一把很大的牌，有五十五番，之后又连放了几把炮。我们打的是小牌，输赢不大，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强，事后很过意不去。

那一刻，我脑子里有两条轨道，一条忆着过去，一条机械化地回答圣华的问题。还好她没看出来。好不容易双轨变成单轨，专注地听她问起我写作的近况。迎面走来两位穿着得体大方、有型有款的女子，一中一外，我一眼认出那位穿着墨绿呢子西装外套的中国女人。她保养得宜，面孔和十几、二十年前一样。还是一身GiorgioArmani的型格，她们隔着一桌坐在我前面，我等她坐定，起身走到她身后环抱着她。我抱住的是过去那些迷失的岁月。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定了一定：“你系边个?”我操着一口标准广东话：“你永远估唔到我系边个?”她没有动：“再讲多一句!”我抱着她不放，轻笑说：“我再讲多一句你就估中了!”她一回身：“啊呀!青霞!谢谢你的拥抱。”

圣华喜欢听我说故事，经常我们聊完天，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开始。我重新回到座位，这会儿才真正地回到当下，专注地跟她聊起我刚刚拥抱的往事。

认识Winnie是一九八五年，我拍《警察故事》、《刀马旦》和《梦中人》那一年。在搬进新世界公寓之前，听朋友说这间公寓住进去会不好，他们所谓的不好是搬进去的人都很孤单寂寞，我心想，这有什么不好，我老早已经孤单寂寞了。Winnie住在我的楼上，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我们住在那儿的单身女子经常到她家打牙祭。还记得她家一进门右边小小的开放式厨房，正对着客厅和餐厅，我经常在厨房外欣赏她做菜的样子，只见她轻轻松松，抓盐、倒酱油、炒菜，在那个小方块里面就像在跳华尔兹。现在回想起来，她本事倒真大，一个人烧菜煮饭招呼十个八个客人，一点也不费力。

有一天不开工，我赖在床上不肯起，赖到下午三点，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自言自语：“好饿，好饿。”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阳眼镜到楼下新世界商场吃面。当我正在挑起碗里的面条，张大嘴巴吃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人，前呼后拥的，走在前面的是邓丽君，她见到我惊奇地问：“你一个人啊?”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他们见到我这样的一个画面，一定觉得很可笑。《警察故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有一天收工早了，半夜三点，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茫茫然，走进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这就是东方之珠—香港。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璀璨的夜景，让我感觉更是孤单。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待我停住哭声，拨了个电话给张叔平，叔平说：“你哭啦?”我一边抽泣一边说：“我好寂寞。”叔平说：“打电话给朋友啊。”

拍《刀马旦》之前，徐克为了让演员进入角色，提议大家一起围读剧本，正好我们三个女主角叶倩文和钟楚红都住在新世界大厦，我们先到前面两个女主角家去读剧本，最后到我家。一进门叶倩文就找吃的，打开冰箱，空空如也，厨房里也没有零食，她难以置信地问我：“你们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给问住了。过一会儿，不知道谁踢到地上的空罐头，又是一阵惊讶：“这是干什么用的?”心想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天花板漏水，接水用的。”

虽说香港是个华丽的城市，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有时候一觉醒来，仿佛一个人置身于孤岛。时光飞逝，蓦然回首，好像不见了十年。就在这个下午，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

婚后这十多年，每次出门，车子都会经过新世界公寓。记得爱林才几岁大的时候，我常指着那个方向：“妈妈以前一个人住那儿，好孤单。”“你现在有我就不孤单了。”她心疼地说。

送圣华回家，车子经过新世界公寓的时候，我们两人都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