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调研团葛洁同学进行了线上调研学习,跟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韩茂莉研究了江河演变与人类活动,收获颇多。
从人类将第一粒种子撒在土壤之中,即开启了农业生产的大门,以此为基础,人类境改。农产是以满足人类生存基本物质需求为目的的动植物生产过程,农业耕作的对象植根在大地上,农田与农作物每前进一步均会侵夺天然植被,毫无疑问农田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天然植被退却、消失,也同时改变了大地的面貌。
谈及人类活动与环境,留给世人一般的印象是破坏,但是从科学的视角审度这一问题,这样的结论不足以概括全部。若从新石器时期人类由采集、渔猎步人原始农业开始算,史,这个时段对于地球46亿年的历史而言仅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人有生之年而言又是漫长的历程。2080提持续展理论,其核心在于,用地球给予我们的大地、天空、资源的同时,发展既要着眼于当代,又需顾全未来。无疑,这是指导人类从今天走向明天,并为明天留下光明的理论。与国外的理论不同,中国古人并没有直言“可持续发展”,但从那时到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提供农产品,繁衍众生,已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若人类从铲掉第一片天然植被开始,几千年中不断延续着破坏、破坏……那么没等到今天畅谈可持续发展,我们就早已湮没在环境的废墟之中了。事实是祖先活着,我们也活着,这意味着在没有可持续发展理论协调当下与未来的时代,人们在农业耕作中已意识到并摸索出了协调农产品需求与环境的途径,在实践中走着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农业包含的可持续发展要素与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技术直接相关。回顾历史,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技术伴随中国农业延续2000年,得益于天、地、人三才理。天、地三才是中国古代以农业生产为背景形成的人地关系论,也是指导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思想基础。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审时》篇载有中国人早期的三才思想:“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其中所言稼、人、地三者就是农业生产所包含的生产者、生产对象、生产环境三个组成部分,通过农业生产技术因天时、顺地力协调三者的关系是三才理论的核心。在三才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农业持续前行,并力图在探索中找到协调农业开发与环境改造的途径。
农业是民生的基础,因此农业开发是在人口发展推动下的土地与技术拓展过程。回顾中国历史,农业开发基本围绕扩大耕地面积、提高作物产量两个核心进行。耕地面积扩展与区域开发空间进程相关,产量提高则涉及农业生产技术,前者属于农业广度开发,后者则为深度开发,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了农业进步与环境改造。
以扩展农业种植空间为核心的广度开发
土地是农业生产依托的资源,农业萌生的时代还没有人认为土地不够用,那时地广人稀,开垦土地的人力严重不足,“地胜于人”成为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基本状态。从人力不足到土地不足,社会与农业发展都面临新的挑战,朝廷上的政治家着眼于事关资源分配与社会稳定的政策制定,耕作在田中的农夫更注重尺寸之间土地的利用,于是,土地改造与新的土地类型在农夫手中问世了。
载于《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故事,愚公面对智叟以一老翁之力,能否搬走太行、王屋二山的质疑,留下了“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豪言壮语,搬山是否成为愚公子孙沿承的事业,谁也不能肯定,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却是人类繁衍的规律。历史人口研究告诉我们,秦汉之前全国总人口接近四千万,西汉中期五千多万,此后相当长时期全国基本保持在五六千万的人口规模,明代人口提升至八千万到一亿,清初至嘉庆年间人口从一亿到两亿,两亿到四亿,一百多年人口翻了两番。纵观中国人口数据的变化,难免有人会问为什么清代人口出现这样快速的增长?其实人口增长的背后是税收政策。中国古代的税收由地税、口税两部分组成,有土地的人缴纳地税,无地者自然没有这笔支出,这如同今天有收人者纳税是同一个道理;口税却具有普遍性,人一生,无论老幼都要纳税。于是穷困人家为了减免负担,往往用溺婴方式避免家庭人口过多。历史时期赋税、战争、灾疫共同影响人口增殖,于是五口之家成为通常家庭的基本规模。清代雍正皇帝免除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将赋税全部摊到地亩之中,这就是“摊丁人亩”政策。这一改革,最大的受惠者是无地的穷人,免了人头税,对他们而言总的感觉是解放了。于是民间就留下这样的话语:孩子多了,不要紧,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带。失去了税收束缚,人口快速增殖。